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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微信上看到魏忠勇的 悲怆大迁移 ,写了青海知青的一些事,感觉不错,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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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 22:34: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悲怆大迁移(修定稿)
(代序)              魏忠勇
山东知青从青海回到各自的城市后,围绕着知青题材结集出版了不少书,如 <红柳礼赞><梦萦昆仑><魂牵昆仑><曾经昆仑>,个人著书的也有,如<激情岁月><梦落高原>等,都曾从不同侧面,或者某个角度,不同重点地记叙了那段历史.这些文章多是连队生活片断和某些人和事.有些文章很生动感人.书写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磋跎岁月和悲壮里程.怀念芳华之年的无私奉献和战友情谊.知青小院的文章我很少看,偶尔看一下也能找到一些回忆文章,但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固化的模式.有人说这是”捂着伤口唱赞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知青那段生活并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只是度日如年的单调,”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痛苦,期间有友谊,有爱情,有歌声,还有壮怀激情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
我和卞奎2001年出版的<梦落高原>一书,现在看来有点过于轻飘.从写到出书只用了两个月.而且涉及的内容也比较片面.再说,那时的思想认识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这一直是我的遗憾.出一本<青海山东知青回忆录>全景式记录那段历史.一直是我的梦想.但实在没有能力也不想再写东西了.
“黑五类”的子女是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的连队比例高达80%以上,他们是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在城市就业前景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他们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支边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不可否认,这代人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在与天斗,与地斗中释放着豪情壮志和青春激情,在与人斗方面也毫不逊色.耳熟能详的<语录>歌,恐怕在我们这代人心里印象最深.批斗会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革命产物.一个连队一次就能揪出一二十名反革命,从师到连,有多少干部被批斗过.我是1968年夏调到三团九连的,到1969年底离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就目睹了至少七八名知青被揪出来批斗,后来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坏分子,戴着白袖章被监督劳动.期间,一名女知青自杀,一名女知青产前大出血而死.在那儿吃过一次忆苦饭,开完忆苦大会后,一人一碗苦苦菜当众吃下去…….
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让知青特别是出身黑五类家庭的知青心惊胆寒.一打三反运动更是登峰造极,一大批知青被抓被斗.偷鸡摸狗包括个别伤风败俗的事被上纲上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内容很少有文章涉及到.
李洪庆的<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让我耳目一新.他展现了一个黑五类子女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心理,更重要的是他把知青省城上访这段历史全部揭秘了.触及这个话题的并非没有,象余杰的<知青大回城纪实>,以及一批怀念苏德宽的文章,但都不是全貌.尽管李洪庆写的也不是全貌,但他毕竟把省城上访这段历史写得较为详实, 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恰逢此时,山东知青回忆录筹备组成立,李洪庆被邀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邀我加入,我断然拒绝了.自知自己才学疏浅,难担这个重任,老伴身体不是太好,我的眼睛视力很低,也不想出这个头.再说,为了一本回忆录成立一个编撰班子,七嘴八舌,是很难成事的.一人写一段岂不成了大杂绘.编撰这样的东西必须由一个人主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不论是写或编,个人意志是不可避免的,这能通得过吗?果不然,由于内部矛盾,半年时间内编撰班子成员矛盾重重,几经变更.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案.
今年六月,魏兆基突然提出他和孙业民要到青岛拜访杨永东和我.我十分高兴.经介绍才知,原来组建的那个编撰班子又换人了.我暗想,这次你算换对人了.
我和孙业民相识于70年代后期.那时候政策取消了成份,枷锁没了,这给一直做着文学梦的我极大的鼓舞,无非是照葫芦画瓢的习作,偶尔在报刊上发点诗歌,散文.1979年初县改市,我有幸调市筹备组文卫组.当时”伤痕”文学兴起,陈乙生,余昆和我也踌躇满志想办一份文学月刊.联络当时在格尔木的文人就成了我的任务,农建师,西格办,部队,以及铁道兵的文人基本都建立了联系,孙业民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狡黠的眼神里透着聪敏.我们交谈了各自的情况,不久他写的<鹰击长空>小说在青海日报发表.整整一版.让人刮目.那时格尔木的人能在报刊上发表小说的几乎没有.孙业民的文笔可见一斑.但时间不长.这篇小说却惹来的麻烦---影射当时在位的农建师一位团领导.不但小说中的人名是谐音,而且事就是团里发生的.这还了得,”利用小说反党”,这位团领导恼羞成怒,要抓起他来问罪.好在那个时期政策相对宽松,副师长杨永东闻讯后出面婉转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使孙业民转危为安.
在我心目中,孙业民是条汉子,他痴恶如仇,敢说真话,待人诚恳豪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想到这一别就是40年.我碾转调到青海省城后才回到青岛.听说他回到淄博后出了两本长篇小说,并担任过区文化局长.
孙业民详细地谈了自己要编撰的这本书的总体构想和题纲,书名定为<瀚海狂飙>我认真听着,觉得很好,很有思想.他也表示,如蒙大家同意,回去即动笔.
席间孙业民告诉我,在格尔木时曾到我家吃过一次饭,终生难忘,我确实是记不清有过这事了.只能尴尬地搪塞而过.但不能不为他耽心,比我还年长两岁的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能否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再说他不会电脑,只靠手写.这该多累.据说,他一上来也不想参与此事,后来在多方劝说下才答应出山的.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他说,为青海知青留下一本完整的史料,既对历史,又对子女有个交代.我为孙业民的精神所感动,并祝愿他早日完稿.
回淄博不久,孙业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说,谁出钱谁说了算,狗屁,谁写谁说了算.有了书还怕没地方印嘛,不行我自费出,李洪庆也当面提出异议:为什么要请外边的作家策划,并让其作序,我们难道没人了.自己的事为什么不能自己办..
对这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这与我无关.
今年9月初,孙业民又来微信,叫人动员杨永东为这本书写概述,叫我写序言.是编撰班子内部意见分歧还是……我不想多问,也不想掺进这个矛盾圈子.但孙业民的盛情我无法拒绝,也难以出口.赶鸭子上架,好在只是个序言,我也只能答应.
编撰这本书要搜集阅读大量的文稿,包括能找到的所有知青写的东西,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分章节,按设计分类整理组合.十分费力,大标题,小标题,以及其中章节的连接词,对事件,人物的评述都需要精准的把握和很强的思辩能力.要客观的,能经得住知青战友的认可和历史的检验.不是件容易事.
孙业民是个认真的人,为了编撰这本书,他不顾自己的年事已高和多病的身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四个月后,终于完成了初稿.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太多太多,三反五反, 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那时都少不懂事,艰难的生活和父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折磨却记忆犹新.山东赴青海的知青始于1965年,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知青所处的柴达木盆地,海拔约3000米,高寒缺氧,春天的风沙,夏天的蚊虫,冬天的严寒.有的知青住在地窝子里或帐篷里,冬天无法取暖,生活枯躁,晚上点煤油灯.这些艰苦怎么夸张想象都不过份.远离父母和亲人,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开荒种地,修渠引水,这对于城市青年无疑是一种意志身体上的挑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们用高昂的革命热情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揪斗走资派和连队的反革命,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撕裂社会的同时,也在洗涤着自己的灵魂.
在柴达木那片荒漠上,知青们斗风沙战严寒,把一腔热血和汗水抛洒在那块有耕耘而没有收获的土地上,理想在现实中迷惘,欲望在压抑中扭曲.那一段无奈的时光已化作历史的斑驳.
对大回城的发动者组织者我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是大回城的推动者,理应是知青中的英雄.让我们在迷惘中看到了方向.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回城”,这是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的一次壮举.当然也有观望者,始可而止者.心态各异.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可以轻松地说,这不是他们的功劳.也许不全是,但苏德宽,孔庆年,李洪庆等人能成为大回城运动的中坚绝非是偶然的,这是被多年愚弄的社会最低层知青的一次大觉醒,大反叛.正是他们带头组织发动罢工,上访,与云南知青大回城的风暴遥相互应,构成了知青大回城的壮观和永留史册的篇章.没有他们,知青的实际生存状况不会引起上边的重视,也不会有省内分配这一政策的出台,没有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山东赴青海知青也不会被纳入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大盘子.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知青是以1968年划线的,1700万人里边不包括我们,也不包括那些1964年到1965年下乡的十几万黑五类子女,他们才是被彻底遗忘的一群.
并非所有的苦难都能叙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相.知青的大迁移,是整整一代人自身也是对本民族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况的一次全面检索.
在孙业民的精心编撰下,整本书文字结构紧凑,衔接自然连贯,中心突出,主线分明,段落清晰,结构严密.尽管采用的是纪实文学的方式,但是纪实为主的,更贴近现实.可以说是笔酣墨饱,蹙金结绣,宝刀不老.翻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山东知青在青海的全部历史.孙业民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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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怆大迁移(修定稿)
(代序)              魏忠勇
山东知青从青海回到各自的城市后,围绕着知青题材结集出版了不少书,如 <红柳礼赞><梦萦昆仑><魂牵昆仑><曾经昆仑>,个人著书的也有,如<激情岁月><梦落高原>等,都曾从不同侧面,或者某个角度,不同重点地记叙了那段历史.这些文章多是连队生活片断和某些人和事.有些文章很生动感人.书写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磋跎岁月和悲壮里程.怀念芳华之年的无私奉献和战友情谊.知青小院的文章我很少看,偶尔看一下也能找到一些回忆文章,但这些文章基本都是固化的模式.有人说这是”捂着伤口唱赞歌”.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知青那段生活并非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不只是度日如年的单调,”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痛苦,期间有友谊,有爱情,有歌声,还有壮怀激情的汗水和收获的喜悦.
我和卞奎2001年出版的<梦落高原>一书,现在看来有点过于轻飘.从写到出书只用了两个月.而且涉及的内容也比较片面.再说,那时的思想认识还没有今天这么深刻.这一直是我的遗憾.出一本<青海山东知青回忆录>全景式记录那段历史.一直是我的梦想.但实在没有能力也不想再写东西了.
“黑五类”的子女是知青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的连队比例高达80%以上,他们是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在城市就业前景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题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他们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支边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不可否认,这代人都是喝着狼奶长大的,在与天斗,与地斗中释放着豪情壮志和青春激情,在与人斗方面也毫不逊色.耳熟能详的<语录>歌,恐怕在我们这代人心里印象最深.批斗会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革命产物.一个连队一次就能揪出一二十名反革命,从师到连,有多少干部被批斗过.我是1968年夏调到三团九连的,到1969年底离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就目睹了至少七八名知青被揪出来批斗,后来被定为反革命或者坏分子,戴着白袖章被监督劳动.期间,一名女知青自杀,一名女知青产前大出血而死.在那儿吃过一次忆苦饭,开完忆苦大会后,一人一碗苦苦菜当众吃下去…….
那时候,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让知青特别是出身黑五类家庭的知青心惊胆寒.一打三反运动更是登峰造极,一大批知青被抓被斗.偷鸡摸狗包括个别伤风败俗的事被上纲上线,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这些内容很少有文章涉及到.
李洪庆的<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让我耳目一新.他展现了一个黑五类子女在那个年代的真实心理,更重要的是他把知青省城上访这段历史全部揭秘了.触及这个话题的并非没有,象余杰的<知青大回城纪实>,以及一批怀念苏德宽的文章,但都不是全貌.尽管李洪庆写的也不是全貌,但他毕竟把省城上访这段历史写得较为详实, 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恰逢此时,山东知青回忆录筹备组成立,李洪庆被邀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邀我加入,我断然拒绝了.自知自己才学疏浅,难担这个重任,老伴身体不是太好,我的眼睛视力很低,也不想出这个头.再说,为了一本回忆录成立一个编撰班子,七嘴八舌,是很难成事的.一人写一段岂不成了大杂绘.编撰这样的东西必须由一个人主笔,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不论是写或编,个人意志是不可避免的,这能通得过吗?果不然,由于内部矛盾,半年时间内编撰班子成员矛盾重重,几经变更.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方案.
今年六月,魏兆基突然提出他和孙业民要到青岛拜访杨永东和我.我十分高兴.经介绍才知,原来组建的那个编撰班子又换人了.我暗想,这次你算换对人了.
我和孙业民相识于70年代后期.那时候政策取消了成份,枷锁没了,这给一直做着文学梦的我极大的鼓舞,无非是照葫芦画瓢的习作,偶尔在报刊上发点诗歌,散文.1979年初县改市,我有幸调市筹备组文卫组.当时”伤痕”文学兴起,陈乙生,余昆和我也踌躇满志想办一份文学月刊.联络当时在格尔木的文人就成了我的任务,农建师,西格办,部队,以及铁道兵的文人基本都建立了联系,孙业民个子不高,瘦瘦小小.狡黠的眼神里透着聪敏.我们交谈了各自的情况,不久他写的<鹰击长空>小说在青海日报发表.整整一版.让人刮目.那时格尔木的人能在报刊上发表小说的几乎没有.孙业民的文笔可见一斑.但时间不长.这篇小说却惹来的麻烦---影射当时在位的农建师一位团领导.不但小说中的人名是谐音,而且事就是团里发生的.这还了得,”利用小说反党”,这位团领导恼羞成怒,要抓起他来问罪.好在那个时期政策相对宽松,副师长杨永东闻讯后出面婉转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使孙业民转危为安.
在我心目中,孙业民是条汉子,他痴恶如仇,敢说真话,待人诚恳豪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谁想到这一别就是40年.我碾转调到青海省城后才回到青岛.听说他回到淄博后出了两本长篇小说,并担任过区文化局长.
孙业民详细地谈了自己要编撰的这本书的总体构想和题纲,书名定为<瀚海狂飙>我认真听着,觉得很好,很有思想.他也表示,如蒙大家同意,回去即动笔.
席间孙业民告诉我,在格尔木时曾到我家吃过一次饭,终生难忘,我确实是记不清有过这事了.只能尴尬地搪塞而过.但不能不为他耽心,比我还年长两岁的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能否承担如此大的工作量?再说他不会电脑,只靠手写.这该多累.据说,他一上来也不想参与此事,后来在多方劝说下才答应出山的.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担当.他说,为青海知青留下一本完整的史料,既对历史,又对子女有个交代.我为孙业民的精神所感动,并祝愿他早日完稿.
回淄博不久,孙业民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说,谁出钱谁说了算,狗屁,谁写谁说了算.有了书还怕没地方印嘛,不行我自费出,李洪庆也当面提出异议:为什么要请外边的作家策划,并让其作序,我们难道没人了.自己的事为什么不能自己办..
对这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这与我无关.
今年9月初,孙业民又来微信,叫人动员杨永东为这本书写概述,叫我写序言.是编撰班子内部意见分歧还是……我不想多问,也不想掺进这个矛盾圈子.但孙业民的盛情我无法拒绝,也难以出口.赶鸭子上架,好在只是个序言,我也只能答应.
编撰这本书要搜集阅读大量的文稿,包括能找到的所有知青写的东西,从中选取有典型性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分章节,按设计分类整理组合.十分费力,大标题,小标题,以及其中章节的连接词,对事件,人物的评述都需要精准的把握和很强的思辩能力.要客观的,能经得住知青战友的认可和历史的检验.不是件容易事.
孙业民是个认真的人,为了编撰这本书,他不顾自己的年事已高和多病的身体,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四个月后,终于完成了初稿.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太多太多,三反五反, 抗美援朝,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那时都少不懂事,艰难的生活和父辈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折磨却记忆犹新.山东赴青海的知青始于1965年,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知青所处的柴达木盆地,海拔约3000米,高寒缺氧,春天的风沙,夏天的蚊虫,冬天的严寒.有的知青住在地窝子里或帐篷里,冬天无法取暖,生活枯躁,晚上点煤油灯.这些艰苦怎么夸张想象都不过份.远离父母和亲人,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开荒种地,修渠引水,这对于城市青年无疑是一种意志身体上的挑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知青们用高昂的革命热情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揪斗走资派和连队的反革命,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撕裂社会的同时,也在洗涤着自己的灵魂.
在柴达木那片荒漠上,知青们斗风沙战严寒,把一腔热血和汗水抛洒在那块有耕耘而没有收获的土地上,理想在现实中迷惘,欲望在压抑中扭曲.那一段无奈的时光已化作历史的斑驳.
对大回城的发动者组织者我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是大回城的推动者,理应是知青中的英雄.让我们在迷惘中看到了方向.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回城”,这是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的一次壮举.当然也有观望者,始可而止者.心态各异.当我们回到各自的城市,可以轻松地说,这不是他们的功劳.也许不全是,但苏德宽,孔庆年,李洪庆等人能成为大回城运动的中坚绝非是偶然的,这是被多年愚弄的社会最低层知青的一次大觉醒,大反叛.正是他们带头组织发动罢工,上访,与云南知青大回城的风暴遥相互应,构成了知青大回城的壮观和永留史册的篇章.没有他们,知青的实际生存状况不会引起上边的重视,也不会有省内分配这一政策的出台,没有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山东赴青海知青也不会被纳入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大盘子.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知青是以1968年划线的,1700万人里边不包括我们,也不包括那些1964年到1965年下乡的十几万黑五类子女,他们才是被彻底遗忘的一群.
并非所有的苦难都能叙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相.知青的大迁移,是整整一代人自身也是对本民族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况的一次全面检索.
在孙业民的精心编撰下,整本书文字结构紧凑,衔接自然连贯,中心突出,主线分明,段落清晰,结构严密.尽管采用的是纪实文学的方式,但是纪实为主的,更贴近现实.可以说是笔酣墨饱,蹙金结绣,宝刀不老.翻看这本书,就知道了山东知青在青海的全部历史.孙业民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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